1947年，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成功跨越黄河天堑，先后渡过汝河与淮河，完成向大别山地区长达千里的战略转移。

随着战事发展，军事战线由黄河北部区域向南延伸至长江以北，三支主力部队得以更有效地进行战略配合，实施灵活的作战部署。这一军事推进使得战场重心转移至国民党政权控制的核心区域。

第六纵队作为华中野战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其中。这支部队隶属于华中野战军的战斗序列，在当时的军事部署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华中野战军作为人民解放军的重要作战力量，其下属的第六纵队在该军事行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支队伍的存在体现了华中野战军的整体实力和作战能力，是当时军事部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8月间，第六纵队从新县出发，向麻城方向推进。这支队伍的移动标志着新一轮军事行动的展开，其行进路线经过精心规划，旨在确保战略目标的顺利达成。部队的调动严格遵守既定时间表，体现出高效的军事执行力。此次转移不仅是对现有部署的调整，更是为后续作战计划奠定基础的重要步骤。

第六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鲍先志表现得尤为兴奋，这位后来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将领难掩激动之情。

鲍先志的故乡位于麻城。经过漫长的革命岁月，他首次获得了返回家乡探望亲人的契机。

未曾料想，他再度来到自家门前，伸手推开房门时，映入眼帘的并非日思夜想的妻子和孩子，而是布满整个房间的厚重灰尘。屋内寂静无声，空气中弥漫着久未居住的气息，一切陈设都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外衣，仿佛在诉说着主人离去已久的事实。

通过多方询问，他获悉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反动族长早已将他的妻子和子女变卖。

【辞别家人，远走革命】

余毛对鲍先志的革命事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奉献。正是在妻子的鼎力相助下，鲍先志才得以毅然投身革命事业，远离家乡，跟随部队辗转各地。两人之间的深厚感情，为鲍先志的革命生涯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鲍先志的早年生活充满艰辛与波折。

他于1911年降生在湖北麻城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然而在1岁和5岁这两个关键成长阶段，却接连失去了双亲。在父母相继去世后，这个孩子便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

幸运的是，他并未陷入完全无助的境地。与其血缘关系最为亲近的叔祖父将他接到家中照料，这才使他得以顺利成长。

在鲍先志八岁时，他获得了进入私塾学习的机会，开始了他的启蒙教育历程。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知识积累奠定了基础，成为其成长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

尽管一年后因经济困难被迫中断学业，他仍通过阅读积累了一定的文化知识。识字能力的提升不仅拓宽了他的认知范围，也使其对生命的意义产生了更深层的理解。这种通过书本获得的教育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他的人生体验。

1926年，年仅15岁的鲍先志正式加入革命队伍。这一年正值北伐战争如火如荼之际，随着北伐军成功占领武汉，麻城地区的革命活动也随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在深切体会到生活的困苦与社会的不平等后，鲍先志早已萌发了参与革命、解救劳苦大众的意愿。他迅速响应组织号召，积极加入少年儿童队，并担任队长一职，肩负起革命宣传的重要使命。

1926年，鲍先志开始参与革命事业，直至1930年加入红军队伍，在此期间，他主要在家乡周边地区开展活动，这一阶段持续了将近四年。

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重要大事，与当地一位名为"余毛"的女子缔结了美满的婚姻关系。这段姻缘的缔结，标志着他个人生活进入了新的阶段，与这位姑娘共同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余毛容貌出众，虽生于农家，未能接受教育，但具有先进思想，对丈夫投身革命事业给予全力支持。

鲍先志幼年便失去双亲，长期与叔祖父共同生活。自嫁入鲍家后，她将叔祖父视如亲生祖父般悉心照料。在与鲍先志的日常相处中，她始终以温和的态度对待，用柔和的言语抚慰，使他那缺失母爱的内心得到了充分的滋养与慰藉。

在余毛的积极支持下，鲍先志于1930年毅然作出决定，加入红军队伍。他随即告别了麻城，跟随部队向西部地区进发。这一重要的人生转折，正是建立在他获得关键支持的基础之上。

当时，余毛正处于怀孕的第六个月。由于身体状况的限制，她无法跟随丈夫一起离开。同时，考虑到家中年迈的爷爷需要照顾，她决定留在家里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

在鲍先志离去之际，她以坚定的语气向他作出了明确的保证。

她语气坚定地表示："你尽管安心离开，家中事务我会妥善处理。"

鲍先志与余毛为尚未出生的孩子预先确定了乳名，这个孩子就是毛伢。作为他们未来的子女，毛伢的名字在出生前就已经被确定下来。夫妻二人怀着期待的心情，为这个即将来到世上的新生命做好了命名准备。

凭借余毛的这番承诺，鲍先志心中疑虑尽消，随即启程离去。

他们未曾预料到，那次离别竟成了永诀。在那个时刻，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次分别意味着永远无法再相见。谁也无法预知，那一瞬间的分别竟成为了永恒。彼此分开的那一刻，没人想到这将是一次永远无法挽回的离别。这场分别，在当时看来平常无奇，却成为了他们之间最后的告别。

【从事政工，屡立功绩】

1933年，鲍先志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第28团政治处秘书，由此开启了他长期投身政治工作的革命生涯。在随后的岁月里，他始终坚守在政治工作岗位上，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一任职标志着他正式步入政治工作领域，并在此后的革命历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一职，协助科长组织开展宣传教育工作。随后，他被任命为第769团政委，与团长王近山密切协作，有效运用我军擅长的夜间作战和近距离战术，成功击溃并歼灭了大量日军部队。

鲍先志在阳明堡机场的奇袭行动中表现卓越，建立了显著的战功。他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果断的决策，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次作战充分展现了鲍先志的军事指挥能力和战斗素养，使其在军中获得了广泛赞誉。

在他的积极建议和亲自指挥下，我军采取果断行动，成功摧毁了敌军24架战机。这一军事行动对入侵山西地区的日本空军造成了重大打击。他不仅提出了作战方案，还身先士卒，率领部队圆满完成了任务。

在随后的军事行动中，鲍先志参与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与主力部队协同作战，成功击退了日军实施的报复性"扫荡"。此次战役不仅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更为重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战斗意志与必胜信念。

在此期间，鲍先志凭借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前往中共中央党校进修的资格。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升了军事理论和政策水平，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进步。

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华中野战军第6纵队副政委及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率领部队远赴大别山地区，参与并指挥了这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军事进攻行动。

1947年，随着部队成功跨越黄河天险，相继渡过汝河和淮河，大别山区逐渐映入眼帘。这一系列战略突破让鲍先志内心涌现出难以抑制的振奋之情。

他内心洋溢着双重喜悦：一方面，战略进攻计划正稳步推进，令人欣慰；另一方面，随着行程的推移，归家的脚步愈发临近，这份期待也让他倍感欣喜。

1930年与家人分别后，鲍先志已与妻儿分离长达17年之久。在向麻城进军的征途中，他频频策马前行，目光不断投向远方，期盼着下一瞬间就能与朝思暮想的亲人重逢。

王近山与鲍先志同行时，注意到他神色有异。想到麻城正是鲍先志的故乡，王近山立即明白了其中缘由。他随即向鲍先志表示，建议其先回家探望亲人，待探亲结束后再返回部队报到。

接到任务后，鲍先志立即展开行动。在部队完成驻防部署的第一时间，他便携同两名警卫人员启程前往鲍家垸。这一决定毫无迟疑，充分体现了其雷厉风行的作风。

【回乡探亲，惊闻噩耗】

踏入魂牵梦萦的鲍家垸，映入鲍先志眼帘的是一排排古旧房屋。他仔细端详良久，终于从这些熟悉的建筑中识别出了自家宅院的位置。岁月的痕迹并未抹去记忆中的轮廓，那扇承载着往昔岁月的大门，在经过长时间的辨认后，终被他确认无疑。

鲍先志满怀期待地回到家中，却未能见到和蔼可亲的祖父与笑靥如花的妻子。他仔细搜寻了住所的每个角落，所有房间都空荡荡的。更令他困惑的是，那个尚未知晓性别的孩子也未见踪影。

鲍先志注视着眼前残破的房屋，屋内积满灰尘，院中野草已长至膝盖，一种不安的情绪在他心中悄然升起。

随着声响的传来，鲍家垸的村民们陆续循声而至，逐渐聚集在一起。

鲍先志首先向在场人员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当他询问关于爷爷和余毛的具体去向时，却发现众人互相对视，没有一个人作出明确回应。

片刻的沉默后，鲍先志的童年好友终于迟疑地打破了寂静。

鲍先志被告知，其祖父已离世多年。在此期间，余毛为他诞下一子，并命名为"鲍申苏"。

鲍先志尚未开口询问，此人便接着说道："然而由于你长期杳无音信，国民党当局在此地安插了一个反动族长，公开宣称要对红军家属实施报复，扬言要将男性全部处决，女性尽数贩卖。余毛母子因此长期遭受虐待，最终以五十块大洋的价格被卖到了岐亭地区。"

在前往岐亭的途中，鲍先志获悉余毛在被转卖后不久因长期忧虑而病逝，其生前未能相见的儿子已被继父携往武汉躲避战乱。这一消息让鲍先志深感遗憾，却也无可奈何。

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事，鲍先志无法前往武汉寻找儿子的下落，只得依照乡亲们的指点，来到余毛的墓前，悲痛地洒下热泪。

鲍先志随即带领部队投入战斗，被任命为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政治委员。直至1949年3月，他终于得以重返故里。在此期间，他始终奋战在前线，直到战争形势趋于稳定，才获得短暂的归乡之机。

为探明余毛的行踪，鲍先志再次前往岐亭，此次他选择联系余毛的娘家亲属共同寻找。这一行动显示出他寻找儿子的决心与坚持不懈的态度。通过借助亲属网络，他希望能够获取更多有效线索，以便尽快确定余毛的具体下落。这种多方协作的寻人方式，体现了鲍先志在寻找过程中采取了更为系统与全面的策略。

鲍先志此次寻访的目标是一位年约四十、背部微驼的男子。据查证，正是此人当年从反动组长手中买下了余毛及其母亲。

面对这个跪在自己面前的男子，鲍先志内心燃起熊熊怒火，却找不到任何宣泄的出口。

鲍先志从驼背人手中接过一张泛黄的宣纸，对方解释道，当初收留余毛母子实属无奈之举。这张宣纸正是鲍先志同乡们签字画押的契约文书。

鲍先志得知，余毛被转卖至他家后情绪低落，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临终之际，余毛依然挂念着鲍先志，并留下一个包裹，嘱托转交给他。

驼背人说完后，转身走进屋内，取出一个用布包好的物件。

鲍先志双手微微发颤地接过了亡妻留下的物品，他缓缓地将缠绕在包裹外部的麻线解开，一层层地打开包裹。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里面静静地躺着两枚徽章——正是他早年在家乡投身革命运动时佩戴过的儿童团袖章和农会徽章。

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倘若这两样物品被发现，余毛与驼背人将面临死刑的惩处。

鲍先志不仅深切体会到妻子对革命事业以及他个人的深厚情感，同时也对驼背人不惜冒险保存这些物品的行为产生了由衷的感激之情。这种复杂的情绪交织，既包含对亲人情谊的珍视，也蕴含着对他人仗义相助的感恩。

当鲍先志仍处于茫然状态之际，一位眉目清秀的少年被人群簇拥着来到他面前。这个年轻人有着粗黑的眉毛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众人的推动下径直走向了鲍先志。

周围的村民们齐声催促着这个年轻人，大声说道："这是你亲爷爷，赶紧叫人啊。"男孩站在人群中，面对突如其来的场景，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人们不断重复着这句话，声音此起彼伏，充满了急切的期待。

“亲爷”这一称谓在当地特指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

年轻男孩尚未作出任何回应，鲍先志便已认出眼前之人正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他难掩内心的激动，立即张开双臂将对方紧紧拥入怀中。

鲍先志将儿子鲍申苏接走后，安排其在部队速成中学接受教育。在此期间，鲍申苏有幸得到李心田的指导，而李心田后来成长为一位知名作家。

在向教师陈述个人经历时，鲍申苏提到其与母亲被迫滞留家乡，期间母亲因病去世，直至全国解放后方才寻得父亲下落。这一系列遭遇完整地呈现在了与老师的对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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